最近，高温天气在全国蔓延，中央气象台已连续17天发布高温预警信息，重庆、四川及吉林、辽宁等地有22县市最高温突破了7月历史极值。
高温来袭，让“火炉城市”的话题跟着升温。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省会城市的监测数据，今年的高温日（大于35℃）数量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重庆、西安、杭州、南昌、武汉、郑州、长沙、天津、合肥和济南。
据说这是新的“十大火炉城市”，老牌火炉重庆依旧占据榜首。但也有很多其他城市的网友表示不服。
这里面涉及到统计口径的问题，其实也跟城市的人口、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它不单纯是个自然气候议题，还是个区域经济议题。
那么，哪些城市有资格当火炉？
1.中国“火炉城市”多次演变
在有气象数据的不长历史里，中国的“火炉城市”经历了多次的演变，衍生出多个版本。
最早也流传最久的版本据说出自民国，包括重庆、武汉、南京，被称为“三大火炉”；
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版本，在三大火炉的基础上，加入了长沙，变成重庆、武汉、南京、长沙“四大火炉”；
2017年中国气象局通过分析省会和直辖市最近31年的气象资料，得出了夏季炎热城市排名，前十分别是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依据这个榜单，民间又提出了重庆、福州、杭州、南昌“新四大火炉”的说法。这与开头提到的省会城市高温日排行又不完全重合，西安取代了福州。
在各种版本中，重庆成为唯一榜榜有名的城市，的确不虚火炉之名。
其它上榜城市，不管是长沙，武汉还是南京，全都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受副热带高气压带影响，容易出现持续高温。
相反纬度更低的广深一带，因为靠海而降雨充足，很少出现在火炉城市的排行榜上。
不过不管哪个版本的火炉名单，都会与不少人的感知不吻合，这是因为它至始至终都是一项民间的评比，缺少科学统一的统计口径。依靠高温日数，或者夏季平均气温，或者高温的极值，或者夏季最低温，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排名。
另外，体感温度和空气湿度也密不可分。南方人常抱怨虽然冬天气温比北方高，但那种阴冷还是让人受不了，这就是湿度的影响。同样的温度，通常闷热比干热会更热更难受。
“火炉城市”名单的变化，还有一个自然因素，那就是气候的周期性更迭，更迭的时间大概在20—30年左右。以重庆为例：
1951—2011年，重庆市主城区年平均气温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的相对偏暖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的相对偏冷期；21世纪00年代前期以来的相对偏暖期。（资料来源：《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探》）
2.火炉城市往往也是交通枢纽
前面说的都是自然因素，如果留意火炉城市的名单演变，会发现一个规律：它们都是二线城市。
因为像高温日数这种统计，范围通常以省会城市为主，而四个一线城市，一个在夏季更短的北边，一个靠海，两个在多雨的南方，所以民间选出的火炉都是二线省会城市。
这个看起来不是原因的原因，也说明火炉与城市的定位有关，省会城市提供了知名度和存在感的加持。存在感提升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民国“三大火炉”看出来。
民国时期的人口流动要低得多，得到公认的火炉城市，一定是关键性的交通枢纽，外来人口聚集或者途经。如果是闭塞之地，所谓火炉，也只是各地民众自说自话而已，不会形成共识。
那时候交通和商贸对水运的依存度很高，而重庆、武汉、南京老三大火炉，全都是长江沿线重要的码头城市，也形成了有名的商埠。加上这些地方夏季温度本来就高，往来贸易的商贩口耳相传，将酷暑的情况带到全国各地，才会形成火炉一说。
交通层面的影响，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吐鲁番。事实上，论最高气温和高温日数，新疆的吐鲁番盆地都远超上述城市，但提到火炉城市，很少会把吐鲁番列入其中。
因为一方面，这里气象观测点的设置比较迟，一直缺少直观的气象数据。另一方面，发展相对落后，不是经济中心，存在感也不足，本地人口基数小，去过的外地人也少，很难形成火炉的共鸣。
其实同样是长江沿线，安庆、九江等地的高温日数量，并不比武汉少，但前者很少会被冠以火炉之名。
3.火炉城市也是经济地位的体现
区域经济对城市温度的影响，被科学证明属实的热岛效应，也提供了一个解释。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两个巨大的改变：人口密度提高；土地功能改变。
人口聚集区，相应的建筑密度也高。高楼阻挡了空气的流动，加剧了热岛效应。此外，人口密集之地，经济生产也更密集，比如尾气排放量更大，这也被视作温室效应的重要源头。
随着土地功能的改变，植被减少，硬化的地面取代土壤，工厂取代森林。城市化越高的地方这种改变越大，温度的变化越是明显。
比如《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探》提到，在2000—2016年期间，重庆市主城区地表温度平均值，由2000年7月22日的23.75℃增加到2016年8月22日的29.47℃，增加了5.72℃。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武汉。最为老三大火炉之一，这几年武汉基本已经摘掉了帽子，很少挤进高温排名的前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这几年大力推动绿化和还湖，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1年，武汉建成区绿地面积由5270公顷，增加到了16347公顷。
可见，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口、工业化等对火炉程度密切影响。另外，随着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高度聚集，这种影响还可能通过城市群体现出来。
气象学家研究发现，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不断扩大，区域性热岛迅速扩张，改变了极端高温事件的时空分布。
比如上海，1978年以后，高温极值不断刷新，从37℃到38℃，直到突破40.5℃。
这些年流行的十大避暑圣地，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决定城市避暑知名度的，除了气温低的基本自然条件外，交通和发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恩施，随着宜万铁路的开通，背靠重庆和成都的优势充分显现，这些年才能够成为火热的避暑圣地。
可以这样说，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资格当火炉，它有着基本的经济门槛，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地位的直接体现。
4.为什么火炉城市的说法不流行了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这几年火炉城市的说法不那么流行了。看上去这与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相矛盾，其实不然。
像前面提到的高温日数排行，它所依据的是室外的监测点。是否酷暑难耐，除了温度高这个直接要素外，暴露于室外的时间长短，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是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地区，御热能力实际上大大提高了。
比如空调公交基本取代了像闷罐子一样的公交车，而冷气十足的地铁，提供了更舒适的出行。还有打车软件，能让你在网约车到来时，再穿过暴晒区，钻进空调车里，而不用像过去一样顶着太阳在路边手招出租车。
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在居住区、商业区和住宅区提供了无缝的接驳。另外，像外卖这种平台的崛起，让人们更多可以待在室内生存，感受室外酷热的时间其实减少了。
这些同样是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热岛效应更显著，室外气温可能更高，但御热能力提升，让我们忘了身处火炉。
火炉城市说法降温，还有个跟气候无关的因素，那就是这个说法本身偏负面，会影响宜居程度以及投资意愿。因此那些被戴上火炉帽子的地方，往往比较排斥类似的标签。
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是，重庆、武汉和南京曾陆续宣布拒绝“火炉”称号，并禁止媒体报道使用“火炉”称号。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进一步说明，火炉城市除了牵涉到城市的政治定位、人口聚集程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外，还与地方的理念、接纳程度等非自然因素息息相关。
本文来自“西部城事”（公号ID：xibuchengshi0518，转载合作ID：hbdx1990xz），作者 西部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