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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赟
来源：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春节回来没多久，余明（化名）就从同事口中得知公司已口头下发“裁员指标”的消息。“指标”在口口相传中，略去了原因、背景和标准等内容，变得十分简单明、易理解了——要求每个部门必须走一个人。
“司龄”不足半年的他，原以为必是这把裁员刀下的亡魂。没想到的是，部门内有个同事因个人原因辞职，部门负责人私下告诉大家，尽量把那个离职的同事算在裁员的名额内。
“这批没赶上，但我很可能在下一份名单上。”焦虑并没有因为这次虎口脱险而缓解，“半年前，我被猎头从世界500强被高薪挖到这里，据说底薪是同级别中最高的。你想，底薪高、来得不久，代表了成本高和替代性高。就凭这几点，如果我是领导也挑这类的下手。”
说到这里，余明沉思了一会，告诉我们：“以前觉得传统外资企业各种不好，现在想想，除了稳定，就算被裁员，相应的赔偿制度也比现在让人更踏实。”
一直处于“被逃离”状态下的500强和国企，在互联网裁员潮的冲击下，莫非也再次受到求职者的关注和青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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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元桥到学院路
北京地铁的十号线，是个大环线，惠新西街南口站是五号线和十号线的换乘站。家住北五环外的余明，过去的五年来每天都会在这里换乘。
“原来是向右换乘去三元桥，现在是向左走去海淀的学院路。”换了工作后，余明也还在这里换乘，只不过方向有所改变，“前几天还在那站遇到前同事。”
三元桥一带聚集了大量日企的北分总部，其中不乏世界500强榜上有名的企业，余明的上家便在其中。2018年下半年，余明从就职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富士施乐辞职，进入了一家早在A股创业板上市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于是，也顺理成章地从三元桥挪到了海淀的学院路上。
离职的原因很简单，在世界500强外资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对比中，余明看着不断离开的同事，自己也坐不住了。
一度以福利待遇优厚、员工晋升制度完善为特点，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流入的外资企业，它的吸引力在互联网企业高底薪、有未来等“卖点”的冲击下溃不成军。
“2018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大学生就业去向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外企热”有所下跌，2018年意向外企的大学生比例下降5.7%；二是私企就业意向有所回升，意向大学生人群占比为23.1%，相比增加4.7%。同时，今年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意向为4.5%，比去年增加0.5%。
“外企热”降温，仅仅是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式微的表征之一。
2018年4月，一篇来自《人物周刊》的《我上班的500强，在北京CBD待不下去了》刷屏。文中提到外企在CBD地区的租户中仅占到30%。在2003年，这个数据还是70%。而搬离的企业中不乏英特尔、雅虎、奔驰、惠普、摩托罗拉、默沙东等国际知名企业。
作者还直言：“这件事的另一面，是排着队等待进入国贸的内资企业。”
通常说的“世界500强”，一般指的是财富500排行榜，该榜单依据的主要标准是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把利润、资产、股东权益、雇佣人数等作为参考指标。纵观世界500强榜单发展的20余年，总体营业收入大幅提升的同时，利润增长率并未得到相应提升，还出现了放缓、小幅度减少的情况。
（1996-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额及其增长率图）
除了总体放缓这一特征之外，逐渐演变中的世界500强榜单也呈现了一些突出的特征。如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业发展速度较快，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36.1%，由2008年的212.5亿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 3394.4亿美元；从企业数量看，中国内资500强企业崛起，中国在2008年只有35家公司上榜，到2017年上榜数量已上升至115家，增长了3.3倍。
这样看，余明从一家传统硬件制造的外资企业，跳槽至一家互联网科技的内资创业公司，算是一次顺势而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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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收缩的2018年下半年
在被问起从上家离职的程序和用什么离职理由向单位提出离职时，余明的脸上有种不堪回首痛苦，“你不知道，2018年真的是倒霉透了……”
2018年开年，楼市一片欣欣向荣。房价越限越涨、再不买就晚了等铺天盖地的消息中，手上略有存款的余明蠢蠢欲动。于是，一冲动就决定在老家先买一套再说。
算了笔账后，余明发现如果按照现在单位每月9千的工资和相应的公积金，贷款有些难。“现在的工资还不起房贷”这个辞职理由，真实诚恳、容易被人接受且不得罪一直帮助看好的他的各个领导。
“当你下定决定要走时，辞职的理由真的是一个大学问，说得轻了容易被人来说劝说留下来，说得重了得罪人，随便编一个理由骗人也不好。”苦思冥想几天后，余明便带着这个理由向直属领导和HR提出了离职申请。
“大家其实是能理解的，几年前施乐的工资还是很有竞争力。虽然有涨薪机制，我的底薪部分每年都在涨，但是太慢了。”提出离职后，除了HR外，北分的SM、SSM都比较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他们都找我聊以后的职业规划什么的，对我个人的职业发展也给了一些建议。当他们得知我要去互联网科技企业时，都表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18年4月，BOSS直聘研究院抽取2018年一季度（1.1～3.31）数据，对一季度行业“人才吸引力”进行相关研究分析，发布了《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一季度人才流动进一步加大，互联网依然是人才吸引力指数最高的行业。前五名分别是：互联网、银行、交通运输、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其中，互联网、金融行业为高薪行业，平均招聘月薪破万元。
在资本、资源和政策的倾斜中，人才流向互联网企业也顺理成章。
“2018年11月之前，自己一直觉得跳槽、买房是一个明智的，说出去又比较有面子的决定。” 这几个月，余明从反思买房这个决定是否正确，逐渐转变为买房和跳槽这两个决定是否正确。
余明告诉我们，自己在老家一个三线城市买了老城区的一个楼盘，因为楼盘位于老城区，医院、学校之类的配套设施都不错，区域中还有两个重点学校，这样的配置让他觉得很安心，“就算不怎么大涨，至少不会跌到哪里去吧。”
然而从签合同、缴纳首付到春节前，房价已经从10000跌倒了7000多，“你知道么，我连公积金贷款都还没办下来，就赔了一个首付了。要是这个节骨眼，我再被裁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春节过后，多家互联网企业被爆裁员或宣布裁员。
2月15日，滴滴宣布裁员15%；几日后，京东在开年大会中宣布在2019年将末位淘汰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紧接着，爱屋及乌、聊天宝（原子弹短信）、熊猫直播相继被曝“凉凉”。据媒体报道，熊猫直播本月申请破产，员工全部赔偿半个月的工资。
2018年年底，美团点评联合创始人王慧文在参加36氪WISE大会时，语重心长地提醒从业者不要裸辞、不要浮躁，甚至还举了一个猎头行业中的经典案例——某个在BAT工作很长时间、200万年薪的产品经理，裸辞后六七个月没有找到下家。
没有什么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在一件件的新闻事件中，互联网下半场开场的寒意就让人印象深刻。
当这股来自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寒流，从吹到了余明这样的个体上，媒体和舆论口中的彻骨寒意，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才真正知道，“之前没什么感觉，但是你知道么，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真的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才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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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N+1”
和余明一样，李晓东（化名）也从位于西直门那的世界500强企业跳槽到了海淀清河路边上的某互联网大厂。但与余明不同的是，他的上家并非外资企业，是一家500强榜上的国有企业。
“我是北京人，但我也焦虑啊！”李晓东离职的前后，焦虑这一情绪伴随始终。
2018年，和上家单位类似业务的企业，在调整和规划中，说倒就倒了，而这件事成为他离职的诱因，“如果我们单位没了，我能去哪里？我的竞争力在哪里？离开这里，我能做什么？”
春节后，在上司、同事的挽留和焦虑中，李晓东纠结地离职了。但焦虑，没有因此缓解。没辞职前，他焦虑未来是否会被淘汰，社会的竞争力。辞职后开始焦虑能在靠个人能力和拼劲的互联网大厂中待多久，“原来不管怎么着，除了自己离职，都不会被辞退或裁员，但现在可不是。”
李晓东的焦虑、余明的害怕都不无道理。
2018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从京东、知乎、锤子、到近期的美团、摩拜等，过去几个月，至少11家大型互联网企业传出裁员消息。时至今日，没有一家公司承认自己“裁员”，但“裁员”动作最后均落地实施。进入12月份，社交网站上“裁员”爆料突起，百度搜索指数冲至半年内最高。
“裁员10%=末尾淘汰，裁员20%=结构优化”也成为互联网裁员潮下被总结出的“互联网裁员PR通告公式”。而这些被末尾淘汰或被结构优化的员工，一般拿不到正规的“N+1”裁员补偿。
2019年2月中旬，滴滴CEO程维宣布公司做好过冬准备，2019年会聚焦当前最重要的出行主业，继续加大安全和合规投入、提升效率，因此将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
事后，有媒体跟踪了具体的裁员情况，“滴滴已给出裁员的具体赔偿方案：补偿一般为N+1个月，如果本周能确认，再额外给一个月补偿——这一个月补偿是滴滴给被裁员工留出找工作时间。此外本周确认，3月份工资和五险一金滴滴照发。”
而样的补偿方案，超出了大部分员工的预期。滴滴这个裁员裁出了喜气洋洋、春暖花开，员工也被裁出了“幸福感”。
实际上，这一补偿方案基本是法定的裁员补偿办法。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第五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北京青年报在《滴滴裁员 多一个月补偿反转苦情戏》一文这样写到：滴滴的此次“人性化裁员”也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一些网友“控诉”部分公司软裁员（即用不同手段逼迫员工自动离职）。也有网友表示：“N+1激动成这样，可见违法裁员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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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们的裁员姿势
为什么大部分互联网企业不直接提裁员？
内外具体情况、品牌生命周期承受力以及其他相应的考虑应该很多，其中官宣裁员后的法定补偿标准应当是其中一个原因。而这样的裁员成本压力，对互联网企业、国企、500强企业来说，都存在。
《中国经济周刊》 2009年第22期中刊登了一篇名为《在华外企“软裁员”调查》的文章。文中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四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流行无薪假期，微软全球也在“以旧换新”。
但，在员工被裁员后究竟能拿多少补偿金一项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在N+1的法定补偿基础上，外企往往会提供N+2或N+3的赔偿金来安抚员工。
余明告诉我们，2017年公司把代言人从梁朝伟换成了马思纯，并喊出了一句“去改变，才会变”的口号。之后的改变确实很大，不论是高层人员大调动，还是优质资源的倾斜，“日子不好过了，很多同事也接连离职。甚至有猎头在联系我时直接问：你们施乐怎么了，最近好多人计划离职。另外，据我所知，之前被辞退的员工，都会有不错的补偿。有个干了七八年的老员工被辞退，公司给了一大笔补偿，据说够三四线城市的首付了。”
实际上，GE、福特、大众、Verizon、庞巴迪、通用汽车、拜耳、诺和诺德、东芝等老牌企业大多选择在公布新一轮战略或业务转型信息的基础上，直接通报裁员计划。同时，相应的裁员补偿也大多符合法定裁员补偿标准。
2014年7月17日微软宣布全球裁员计划。被微软收入麾下不久的诺基亚首当其冲。8月1日上午，微软中国的管理人员到诺基亚亦庄园区宣讲裁员方案，宣布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是“N+2”。
新浪科技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被裁员者的状况：“人们大为失望。数百名诺基亚员工走出办公楼，在园区内集体抗议。有人打出横幅，指责微软背信弃义，‘暴力裁员’。”
显然，当时被大家指摘的“N+2”已高出法定补偿标准，但也未满足当时被裁者“N+6”的预期。
在余明看来，除了较为规范合法的裁员补偿外，相对新单位，上家的人力资源、CRM、整体的管理制度都很系统和规范，“过去什么事找什么人一目了然，现在有点懵，哪怕去了快半年了，流程还是没摸清。”
余明还向我们分享了一件跳槽期间的小事：“前几天看到某做微信小程序的互联网公司强制‘996’的消息，而我当时差点就去那了。这真是2018年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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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取暖
“对了，说起倒霉，我还是共享汽车途哥的用户，他们的押金还没退我呢。”在半年内经历了房价大跌、共享汽车押金被“扣”、随时可能被裁员等事件后，余明觉得这些事可能不是巧合。
互联网从业者、知乎大V@王子君，在一篇关于讨论互联网2018年裁员潮的帖子中，这样表述：
“资本寒冬的到来在三年前就已经确定了，只是这场寒冬的传导需要时间，而且会越来越快。顶部的收缩到水龙头可能要半年，水龙头到金主又半年，金主到管家可能就三个月，而管家告诉所有包工头只要一个月，包工头打发走工人，那就一天。就像我在之前那篇回答里说的，创业融资一般会有个12个月的预期。算在一起，雅库茨克零下50度，到列宁格勒的冬天，这股西伯利亚寒流吹了两三年，还算正常。”
裁员潮来袭并不突兀，在享受日常轻松管理、扁平化管理等隐性福利的同时，阴影已悄悄笼罩。
本来并不纠结的李晓东，看到现在的情形，焦虑中又生出了一些后悔。“本来觉得应该无所畏惧冲一冲，多学一点。但现在有点担心，原来的国企也回不去了，那是有名额限定的，万一我也被裁员了，该怎么办？”
王慧文在去年的大会上，还公开提醒大家：“这是过去互联网行业里面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今天的互联网行业里面，我认为跟过去就业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你跳一次槽涨50%，现在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跳槽。”
跳槽等于升职加薪的互联网潜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
“新单位前阵子已经过了试用期，正式转正了，也算有了保障。要不然，情况更悲惨。”转正后的余明显然多了一份保障，“新单位虽然还在裁员，但据我所知公司还在不断招人。甚至前同事也有打电话来咨询我的，问我现在这个单位的情况，他们收了到面试邀请。不过新员工的工资应该开不到我这个水平了。”
在百度指数上查询了“国企招聘”这一关键词，数据显示春节后关注国企招聘的人明显增加，且近一个月的数据整体高于2018年下半年。
（百度指数“国企招聘”近半年数值）
另外，再结合百度指数中“国企招聘”一词自2011年后的数据，今年3月数据形成的波峰仅次于2016年4月，为近8年来第二大“国企招聘热”。
（百度指数“国企招聘”近8年数值）
2018年7月，天涯上出现了一篇名为《国企离职创业，一场游戏一场梦，重回国企》的帖子。这篇帖子的作者描述了自己从国企辞职出来创业又遭遇失败回到国企取暖的心路历程。这一帖子中描述的情况与不少人产生了共鸣。
其中，有一网友表示：重回国企取暖，是大环境和现实所迫，回去后是为了以后能够在将来强大后的离开。
所谓更强大，也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